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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 中小成本合拍片的国际化路径



时间:2016年4月21日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对话嘉宾:王凡(导演、制片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向竹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16年第7期


从“电影走向世界”到“为世界做电影”


尹鸿(以下简称尹): 中国电影从 20 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引起世界关注,甚至在世界影坛上刮起了一股以第四代和第五导演的电影为代表的所谓“中国风” 。后来,第六代电影则以自己的边缘性、亚文化特性继续受到世界影坛关注。这些电影虽然走向了世界,但是它们整体上来说,都是为世界电影提供了一种“他者性” ,是被世界观看的另类的电影,是一种作为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点缀而存在的。随着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这种亚文化形态的属性消失,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步伐反而越来越艰难。 在今天,如果仅仅还是停留在电影走出去的阶段,可能是不够的 中国需要进入“为世界做电影” ,做为不同国家所接受的“世界电影”的阶段了。而要跨入这样一个阶段,具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跨文化能力的新电影人的出现, 就成为一种时代诉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像王凡这样一代具有国际范儿的青年电影制作人、电影导演的出现,而她的故事片处女作《北京卡门》 , 如同她前些年的纪录片《身体的滋味》一样,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电影”的特点。
王凡 (以下简称王) : 谢谢。我的“世界电影”观的形成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过程。尹老师提到的做“世界电影”和具备“跨文化能力” ,我是深有体会的。 在我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经历里, 一直都有这个基调,一直存在这个维度上的感受和思考。我自小跟随俄罗斯老师学习舞蹈,也学习过话剧和音乐,结交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多是来自各国的人。我基本是在巡演和创作氛围中成长。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建立了非中国传统式的审美意识、做事的投入力和专注力以及对多元事物的接受力。18 岁之前,我是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在学习跳舞。17 岁时, 我编导了第一个舞蹈作品叫《祈福》 ,讲述某部落向撒旦献祭少女来求雨,最终少女和部落同族共同战胜撒旦,赢得了安乐生活的故事。回想起那时,国内还没有普及现代舞,我用的世界音乐《谜》还没有完全进入内地市场。我的那个基于《圣经》精神的创作灵感也不知从哪里来的。 不过, 我清楚的是,那时我已经有了人本主义精神的启蒙,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限于本土的习惯,不是大家只遵循一样的标准,而是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允许不同的价值观、生命理念、情感理念存在。那是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创作中,我经常能够体会到的跨越文化民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性,那种人与人之间更加直接的对话方式,人与人之间更加富有层次的人性释放力。而后,我读了外国语大学的西方文学专业。接着在澳门卫视、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地做了几份跟国外影视有关的作。然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读了“全球化与中国电影”方向的硕士学位。期间,我参与了中、俄、德合拍片《蒙古王》摄影组和中澳合拍片《最后的舞者》导演组工作。这两个剧组的主创都是奥斯卡获奖者,与他们朝夕相处、一起解决每天拍摄中遇到的问题。那段时间,我建立了专业意识、熟悉了国际制作模式、积累了国际剧组现场经验,在高压环境下,磨砺了我的担当力和多边沟通的能力。之后,我到了纽约,在那里,拍摄了我独立导演和制片的中美合拍纪录片《身体的滋味》 。我的合作制片人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 Allan Miller 先生。这部影片获得 2 0 12 年欧洲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入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世界纪录片单元” 。
2008 年,我给北京市拍摄了奥运宣传片,给文化部新闻办拍摄了与欧洲的文化交流的纪录片。2006 年至今,我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做“合拍电影”的产业与创作研究。作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大课题《中外合拍与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的主要成员,我系统梳理研究了中外合拍片的历史、类型与市场,曾发表《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真正合拍还有多远?》 《中外合拍片与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等论文。现在是《中国电影报》专业影评人。2004 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合拍片创作,与好莱坞专业电影团队合作。
我提倡做中小成本合拍片的国际制作模式。因为在全球化电影语境下,我们不该是闭门造车,封闭于国内虚夸的热市场, 自我审查式地创作、 目标只看票房。我们这个时代,是要给世界拍电影,我们要想的是为世界文化艺术提供什么新的养分,表达能够触及普世价值、 讲述让世界观众真正被打动的情感和态度。同时,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发展我们的东方美学尤其珍贵。我们有了文化主体意识、文化自信、尊重普世价值和文化多元的对话机制,打开心态,专业化做事,带有谦卑和敬畏之心面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跨越文化壁垒,直指人心去表达。但是,做到这些,需要资金和资源的支持。作为新导演,我们尚且没有票房纪录和足够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想法,那么,可以选择中小成本的投资体量,最大限度地建立国际团队,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开拓国际电影市场。我们先建立这样的意识,具备这样的?态,遵循这样的制作模式和带着这样的表达方式去进入国际电影对话体系中,再慢慢地摸索……

做一个电影项目就像一次创业,都要完成从内容定位、市场定位、 资、建立团队、完成前后期拍摄到宣发推广的整个过程。我是一个“doer”(行动者)。我现在的电影风格可能潜移默化来自于之前中西方文学、电影、舞蹈等 界艺术和国际剧组的经历。这些养分和经验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我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 《北京卡门》在休斯敦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剧情片“白金奖”,入围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单元”,获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崛起之星”奖,获得欧洲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青年影片”奖,入围 2016 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入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分别在纽约、洛杉矶、香港等地展映。这部电影在国际市场上  现出的国际形态可能是源于 我这些年国内外的创作经历。   




尹鸿:祝贺王凡!据我所知,休斯顿电影节主席Hunter Todd先生以及当地体都给了《北京卡门》非常高的评价。这部电影的独特性、中西文化的融合都给了大家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北京卡门》作为你的第一部故事片处女作,能在国际上得到这么多成绩和这么高的评价,非常不容易。咱们中国的电影过去都是在“走出去” ,你的路径好像不太一样,你是跟国际一起走。最近中国电影在互联网的推动之下,都很强调接地气。我接触过很多导演,我问他们这几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在国内越来越好,为什么国际票房越来越差,国际影响越来越低?大家都说因为我们根本看不上国际了,现今中国的票房实在太大了。但事实上,中国电影未来要真正意义上参与全球文化交流和对话,还是需要一批更有国际视野的电影人来推动电影往外走。而你的背景和一般的年轻导演不完全一样 : 你是学外国语言文学出身,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长期在国外参与中外合拍片的电影制作,自己也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做合拍电影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年轻导演当中少有的非常有国际范儿的导演。所以我想知道你在筹备这部影片的时候从选材、 主题考量、 演员考量、作品表达等方面,对影片未来的国际化路线是怎么设想和策划的?
王 :休斯敦电影节主席 Hunter Todd 先生在颁奖典礼上,评价我是“下一个女李安” ; 国际媒体评价“ 《北京卡门》 是中国新导演电影走向世界的不二选择” 。这些厚爱让我和我的团队感到如履薄冰和感恩?。在项目开发初期,我们是已经有了国际化路线的定位。现在这部片子被媒体称为“具有独特气质的中国版电影《卡门》 ” 。其实,我选择“卡门”这个题材并非刻意。多年前,读到法国作家梅里美的现当代短篇小说《卡门》 ,里面的那种“现代精神”和这个女性人物吸引了我。当我有机会做故事片时, 曾扎入我记忆深处的“卡门”这个人物就自己冒了出来。影片主题依然是“自由” 。我把小说《卡门》的精神内核和人物结构移植到当下中国 ( 北京和云南) ,这层转化具有天然的想象空间。人物关系从上流社会的士兵和吉卜赛工厂女工的爱情故事,转换为美国现代舞编导和狂野的佤族女孩之间的两性博弈。表现形式上采取佤族原生态舞蹈和现代舞结合,突出视觉感,配合我们原创的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国际音乐,强化节奏感。舞蹈语汇和音乐节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中西方文化壁垒和语言障碍,用东方寓言式的“殉情”建构具有普世价值和现代性意义的自由主题。 所以,小体量、短周期的条件下,坚持从题材、表现形式、团队等各方面达到国际化是不容易。我邀请奥地利和德国的摄影组加入到我们的主创团队中,邀请纽约的男演员出演舞蹈编导科恩。 “国际化世界电影” 的理念是我们的定位和选择,也将是以后继续发展的方向。
西方原型的中国阐释
尹鸿: “卡门”这个题材大家都非常熟悉、最近北京是“卡门”热,国家大剧院、英国皇家剧院都在北京排演“卡门”。所以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充满浪漫和欲望的一个全球共享的爱情故事。我看到电影一开始说每个人都在寻找心中的“卡门”,整部影片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影片在现代的背景之下放进了原始的感情追求,似乎这两个人都在一种原始的朴素的情感状态之下追求最本真的爱,挣脱了偏见和势力的最自然的爱情、野性而疯狂。于是,影片充满了很多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用这样一种极致化的对立,表达了文明社会中情感的力量,既包括它的绚烂的美丽也包含了它的毁灭的残酷。我想知道在处理人物和选择人物关系的时候,你认为把一个19世纪的文学名著放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生活当中,它的精神魅力对于你自己或者你认为对于观众最具感染力的是什么?
王 : 在卡门的精神内核中,有一种生命的释放感以及对于自由的本能诉求和体验性。 《卡门》小说产生于 19 世纪,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影响下的产物。它被多次翻拍也是因为它自身带有的本能性的东西对于我们每个人是有触动的。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多次经历过现代性的?礼和冲击,所以西方受众较为容易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根基而言,这种本能性、释放感和体验性却是陌生的。我们在感性上一定有触动和共鸣,可是理性上又不太能够轻易接受,因为它陌生。我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我的电影美学和表现方式,在电影语言、电影认知、市场考量上会自然而然比较“向外”而非只是“向内” 。
我觉得“卡门”的魅力是她的本真和勇敢,其实这种本真和勇敢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我们会渐渐妥协了。我相信“卡门”精神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冲击。这部片子在电影节放映这几场,我们也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它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它自己就跟不同的观众产生不同的对话关系。别人给我看了几个国外的评论之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希望和大家多交流,我相信电影作品本身就是开放的。叶门敢闯、敢做、专注,独立的个性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行为。她身上无惧无畏的坚持和无悔无恨的选择,是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她追求属于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如果你强迫她,她会反抗。

尹: “卡门”已经是文学艺术中一个具有“原型”性的故事了,从梅里美的小说到比才的歌剧,西班牙导演卡洛斯·邵拉的电影,还有其他版本的“卡门” 可以说被一再采用。在你的这部片子中,卡门前面加上了北京,不知你拍片的时候有没有借鉴这些影片?




王 :没有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绍拉的《卡门》我喜欢他的摄影,干净、稳定。而《北京卡门》从场景安排、叙事设置、电影语言的表现方式、精神内核等等各层面都与其不同。 《北京卡门》是多场景、内外景铺?的是较为写实的戏。绍拉的《卡门》场景很少、基本都是内景戏。我们这部片子不是对经典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改编,不是对老电影的翻拍,而是完全把原著里的元素打碎,把“卡门精神”的内核抽出来,放置在当下中国环境,重新建构。其实这个放置本身已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和表达想象空间。 我在摄影、 灯光、舞蹈、音乐等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尹: 《北京卡门》的题材不好创作,这里面是一个少数民族女性和一个西方男性的故事,看之前我有些疑虑,文化上如何处理、影像上如何处理?看之后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它把一个规训和被规训的关系一直纠结在科恩和叶门两者之间,一个代表所谓现代性的外来文化试图驯化一个天性率真的天然的文化主体,相互之间产生了角力的关系,到最后没有达成妥协,虽然是悲剧的结尾,但人们感受到的似乎正是情感对理智、朴素的自由对现代性的冲击和质询。
这部影片在中西文化方面我认为处理得比较好,同时它又是一个两性的关系。影片男编导坐在沙发上凝视舞蹈的场面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男性凝视,整部影片都是男性“我要找一个卡门” ,其实是他的欲望的投射, 他要找一个他心目当中的“卡门” ,最后的结果是叶门拒绝成为他所要的“卡门” ,她要有她自己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尾,这个结尾已经完全超脱了经典卡门的男性视角,它讲述了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形而上的人生主题。
王: 对于 “卡门” 这样一个现代文学经典女性人物,选择去做,我也掂量了掂量,不好处理。我的创作过程不是理论先在的理性状态,而是跨区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产生的多元文化体验的碰撞。我的文化认知也不是理论分析状态的,而是本真体验的一种存在状态。艺术手法 / 风格是基于我多年舞者的体验和后来在纽约和欧洲拍摄舞蹈的经历。在做《北京卡门》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把两个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和两种不同形态的舞蹈有机地放在一起。
这部片子很有意思的是对它的感受和读解可深可浅,是那种典型的见仁见智的东西。 《北京卡门》传递的是女主角叶门对于自由淋漓尽致的表现和讯号,也是现今年轻人对自由?敢的追逐和态度。影片对自由的诠释有三点: 第一, 是叶门不跳科恩安排的舞蹈动作,跳自己的生命之舞,由内而外释放 ; 第二,是通过对男女感情来表达自由。爱一个人,然而自己是自由的,自己的身体、心灵与灵魂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自己;第三,影片结局,表达了对自由的绝对主体性。
尹: 其实经典卡门的视角还是比较男性化的,那个卡门作为吉卜赛女郎是有诱惑力同时又具有危险感的,这是典型的男性对女性欲望的一个想象,而且最后后是被士兵杀死的。传统的经典卡门,一方面有吸引力,你能看到对女性的狂放的描写,但整体上来讲,他是有男权意识的。但是《北京卡门》给我感觉全不一样,因为这部影片到最后的结尾处理,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识去做的,我觉得突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这个卡门是自我的选择。所以这个自杀更是从符号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是从这个现实的层面去理解,最后她的自杀被表现为符号化的行为,她其实是争取一种女性自主、独立的方式。
王: 叶门的态度不是针对男性, 不是反抗男性权威,而是超越两性的。她具有很强的生命主体意识,是回归到人的个体、人的本真状态,面对的是她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一个 21 岁的女孩,她对婚姻和自由有她特定阶段的理解和选择。她拒绝求婚有她自己的理由。但作为整部影片的立意来说,这个行为寓含一个态度,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科恩对叶门从编导身份和工作心态转到男女身份和爱情心态之后,产生了由爱而生的占有欲。叶门不是不爱他,但是她本能地更清楚她要爱,也要自由。原著中,士兵想占有卡门,杀了卡门。在我的影片中,科恩也想占有叶门,却是叶门自杀,这个变化是一个更强的声音,突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 叶门是自主的选择。叶门要的不是一个“女性”的自由,而是“一个人”的自由。
尹 : 把“卡门”这个人物形象放置在一个佤族少女身上,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 : 在梅里美的小说中卡门是吉卜赛女人,在 19世纪,她并不被主流社会和上流阶层所接受,她的生存形态造成了她对生活和情感的选择方式。我在做剧本之初,走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找具有这样自由不羁、狂野性感的女孩。我先后花了两年时间来采访和调研。选择佤族是因为这个人物需要这样的文化背景,同时佤族的舞蹈很美。
在开机前一个月,我在佤族沧源发现了这个女孩——她的整体状态像个中学生,个头小,比较瘦弱。我问她为什么要演这部电影,她说自己并不知道这部电影要拍什么,她也从没演过电影。但是她想离开那里。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欲望、看到了勇敢、看到了她本真的自己。在团队反对、投资方拒绝起用她的情况下,我把她带到北京,给她看文字和影像的资料,给她讲剧本,给她训练现代舞。半个月之后,她告诉我,她觉得她就是卡门。我就这样开机了。调整她的表演、走位、台词和眼神,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风险。最终,她很勤奋、也有天分,将叶门这个角色完成得很出色。



尹 : 我看有其他的电影学者以及影评人把《北京卡门》看作是一种女性主义甚至女权主义的表达,从中解读出女性的自我觉醒,当代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定,包括在男权社会中如何去争取实现自我价值,不知道你的创作初衷中有这层意思吗?
王 : 一部电影所能承载的东西是有限的。在创作之初, 我没有这样想问题。 我一直考虑的是怎么讲故事,中国的“卡门”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她性格怎样,她的行为方式怎样,她的态度怎样,她和科恩的关系怎么发展等等这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北京卡门》 出来了,它也独立存在了。很有意思的是它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如果这部影片投射出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两性的角力、女性的觉醒、现当代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定等维度的讨论的话,可能也会很有意思。这部影片中是有觉醒意识,但它是超越性别的。叶门这个人物并不是那种白、富、美的形象,但是她对大家还是有冲击力,她的魅力里面就有种觉醒的力量。她这种自我意识,这种生命的主动性非常强烈,所以她就可能会做出一些“反常规”的行为。叶门这个人物有勇敢的态度。但是她不是奔着女性主义去的,而是带着自主意识去体验生命。所以从她个人的价值观出发,她不屑地拒绝了几次 : 拒绝寨主权威,拒绝生活安逸,拒绝顾客谄媚,拒绝编导权威,拒绝男人占有。
尹: 很多年前, 我认识你是因为你之前的纪录片 《身体的滋味》 ,那是一部舞蹈纪录片,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当时在清华大学放映,引起了观众非常强烈的兴趣。那部片子是用舞蹈的形式表现人类细腻丰富的情感, 虽然我不懂舞蹈, 但是作为观众看的时候深受感动。加之你自己也有一定的舞蹈经历, 我看到在 《北京卡门》中你选用了一些舞蹈段落,有几段非常精彩,成为人物性格刻画和情感传达的很有感染力的载体。遗憾的是影片结尾之前这一段舞蹈的层次和节奏还不够充分,否则可能会更加高潮,让观众更为震撼。
在中国电影中有舞蹈元素的类型非常少,以舞蹈作为载体的曾经有田壮壮导演、陶金主演的《摇滚青年》 ,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用舞蹈来表现当代人情感的影片。我想知道对于舞蹈元素在电影中的使用,你有什么考量和设计,哪些是你自己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导演对自己的“孩子”可能大都是满意的。
王 : 我儿时开始学古典舞,后来发现性格不适合古典舞。古典舞的舞蹈语言较为程式化、表现方式较为标准化。我更喜欢现代舞,它强调个性,注重差异性。现代舞直指人心、要你整个人自由,让你表达你自己当下的情感,这点是非常有魅力的。它真实、直接,带有独立思考性且自由。我觉得现代舞这个舞种更适合于电影表现。我在《北京卡门》中用了即兴现代舞。我也喜欢佤族舞,它吸引我的是它的狂野和真实。 我把西方现代舞和东方原生态舞结合到 《北京卡门》里, 并要求舞蹈始终在叙事线上, 始终在人物的骨头里,舞蹈和对话始终是在一个语境下。
尹: 其实, 在国外以舞蹈为载体的精彩故事片很多,比如《雨中曲》就是很经典的歌舞电影,歌舞片同样可以被观众所接受所喜爱。而且我觉得现在市场对于电影多样化的容纳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了,观众也越来越多元。中国电影做到今天,蛋糕越做越大之后大家多样化需求也越来越多,对于接受另类爱情、另类电影都更加容易了,所以可能这部电影也许会在观众中引起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反应。
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之路
尹 : 《北京卡门》这部影片你既是导演,还是制片人。在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在筹备这部电影,虽然那时在保密不告诉我在筹备什么电影。但是这么长时间你自己除了做艺术总控还是制片人,在片中还客串角色。像你这样一个年轻女孩,身负制片人、导演两个重担,为什么会一人双肩挑呢?



王 : 第一次做导演,本需要全力以赴,专注在导演部分,但是片子有舞蹈、有外国团队、需要按照国际制作方式,对制片人要求多,要双语工作、懂现代舞和佤族舞,或者有舞蹈编创和表演上的资源,还要有一定的国际剧组管理经验。这样的制片人很难找。基于很多原因,所有人说我是最佳人选。
于是,我开始了两年多的融资,三次到佤族体验生活、采风。我一直有个习惯,一旦决定做的事,我会全力以赴。导演和制片人这两个角色要求完全不一样,同时做挺累的,但是担当了下来,收获也很多。感恩那四年艰难的过程,它是生活给我的一个礼物。
作为制片人,我要考虑控制预算和档期,注意人员和设备安全, 要应对一切突发事情。我们在北京杀青,转场云南,花了四天。像我们这种体量的片子,这样的大转场并不多见。佤族主创和群演近一百人是当地的,场务组、司机组和灯光器材也是从云南当地找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和设备基本都是我大胆决定从北京带过去的。同样的大胆决定还有用两台爱丽莎全程拍,请来奥地利和德国的摄影组以及纽约演员。这样我从开发、建组、拍摄、制片、承制、电影节宣传、国内发行等每个环节上都做投资和主导。由此下来的历练和积累,我对电影项目的运作可以说基本是心中有数了。
在片中就有我一个镜头 ( 笑 ) 。杀青当天拍的最后一场戏,我被大家忽悠上去的 ( 笑 ) 。大家说你为片子忙了四年多,马上拍完了,也开心地玩玩吧,于是我就在现场抓来了一件佤族衣服穿上,就上去了。
尹 : 年轻导演一开始可能往往都是这样,从融资到成本控制,从策划到拍摄,从后期到宣发,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力求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可能就容易选择将这种双重职责担在自己身上。中国未来应该出现比较成熟的大电影公司平台,给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和有潜力的电影项目更多的机会和支持。青年导演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电影的策划、创作和完善上,而投融资、宣传发行等则由大公司的平台来提供支持。电影毕竟是一个工业化的分工生产,一个人肩负的使命太多,往往会影响到创作的专一性。好在最终我们看到了一部凝聚了制片人和导演一个人太多心血的成功作品。
此外,虽然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的分流正在逐渐形成,但由于国内目前的院线发行相对比较同质化,艺术院线还不完善,你对这部小制作的艺术影片的票房和市场回报有怎样的期待和考量?
王 : 从制片角度而言,我没有为了省钱讨巧地设计一两个场景来拍。我选择完全根据故事来定。需要外景就拍外景。这样的拍法增加了预算成本,制造了不确定性, 增添了机会成本。前期剧组预算、 人员搭配、设备搭配、现场调度以及我们的整体后期处理,全都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我知道会很难,所以我在具体落实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顾全大局,全局考虑,合理分配,高效要求。
作为这部片子的出品人之一,我当然希望票房好。在国外是以主流商业院线发行还是艺术院线发行、不同观影受众群来划分影片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好看与否是片子的本质区别。国外的艺术院线体系比较完善,类似于这样的片子有特定的发行渠道、有固定的目标观众群。相对而言,商业片占有绝大比例的市场份额从而挤压了艺术片的情况不会如此严峻,导演的紧张感不会这么大,不会这么强烈的纠结,而是可以较为松弛自如地创作 ; 市场也为多样化影片的存在提供了相应的空间和通道,观众可以多元化选择平台,看到不同样式的影片 ; 投资环境和创作环境比较自然和正常,没有国内这样的紧张感。其实只要是一个好故事,是一部好看的影片就行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票房就顺其自然吧。
国际路线
尹 :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电影女导演特别少,中国尤其少,之前也有媒体把你和其他女导演做比较,你是怎样看待自己作为女导演这个身份,在拍片过程中是否会带来更大的难度?



王 : 拍电影只有拍得好坏之分,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我的体会是在制作过程中,团队里每个人彼此都需要互相帮助,不管是男导演还是女导演,这个时候都需要具有给予帮助的力量、有担当力、有包容力、有全局感、有乐观积极的心态。
尹 : 处女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你对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这种国际范儿路线、艺术片风格、女性化视角、人性主题的创作道路是否还会继续坚持?国际国内的电影环境对于你这样的创作道路是否认同?目前有没有新片计划?
王 : 目前已经有制片人和投资商与我联系,也有国外电影公司联系我做合拍片。
我们在国外电影节巡映之后,在国内做了三个专场放映。分别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办的推介展、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以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国内观众和媒体的反响是挺好的。
大家很认可我提出的“中小成本合拍片”的国际制作模式——这种投资体量小、国际题材、国际团队和国际制作方式的电影。结合近几年国内所推介的 “中国电影新力量” ,我认为这条路适合有国际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年轻电影人。如果条件允许,我还会坚持这种国际路线和人性主题的创作道路,不局限于艺术片和女性视角。
尹 : 一个年轻导演不容易,一个年轻的女导演更不容易,一个试图走国际路线的年轻女导演则更加不容易。但是王凡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受到广泛的国际国内关注的第一步,的确是值得欣慰的。如何能够让国际性与本土性水乳交融,如何将有想象力的创意与精确到位的执行相结合,如何达成艺术感染与大众共鸣的一致,如何让创作者的艺术个性获得更加开放的传播空间,都将是青年导演未来必须面对的考验。谢谢王凡的分享,也希望《北京卡门》不仅是墙外开花而且还要墙内飘香。

王 : 谢谢尹鸿老师!


( 付丹、杜蕾 整理 )


编辑:田艳茹